【日】 野島剛
  “兩個故宮”是東亞近代史的產物。故宮的魅力根源,來自於數次奇跡似的歷史轉折。“兩個故宮”的存在,串聯了什麼歷史情結?《朝日新聞》資深記者野島剛,歷時五年,奔波全球親身採訪,從政治、外交的獨特角度梳理了兩個故宮的世紀糾纏,寫成了此書,即將由上海譯文出版社推出。
  十七歲就進入故宮整理文物
  1925年剛從高中畢業的十七歲少年那志良,進入“清室善後委員會”工作。這個委員會是清朝最後的皇帝溥儀退位後,在紫禁城所設立的。清室善後委員會,是北京政府為了清點及運用清朝皇室留在紫禁城的物品所設的組織,是故宮博物院的前身。
  那志良在1925年元旦去拜訪高中時校長的家。正好清室善後委員會希望校長推薦人才來整理清朝文物。校長說:“你的個性認真,這不正是個很適合你的工作嗎?”那志良也沒多想,第三天就開始到故宮上班。
  那志良是滿族人,滿族在清朝是統治階層,但那家並非出身於富裕之家,這個工作職缺只是個普通的辦公人員。當時清室善後委員會集合了許多當時赫赫有名的人士,如汪兆銘、蔡元培、羅振玉等。因為《紹英日記》而出名的清朝官員紹英等人也名列在冊,但是他從不出席會議,從他抵制設立故宮博物院的討論行為,可以猜想在故宮籌備過程中,他應該沒發揮太大的影響力。擔任整理文物工作的那志良,當時只是個普通的高中生,對於文物不關心,也一無所知。上班第一天,同事問他:“對古董感興趣嗎?”他回答:“看不出來和我家的茶碗有什麼不同,不是都很像嗎?”同事們聽了笑他:“你家的茶碗一隻三毛,這裡的茶碗一隻可是數千萬元。”
  那志良等工作人員整理清點告一段落以後,故宮博物院選在1925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紀念日開幕,第一天就有兩萬人以上造訪。清室善後委員會在9月29日才決議了“故宮博物院臨時組織大綱”,趕在十天后開館,相當匆忙。那志良說:“想進展覽室的進不去,想出來的出不來。”當天場面極為混亂。
  紫禁城如其字面的含義就是一個“禁城”,自古是皇帝辦公和生活的地方,一般人不能進去的。在中國曆史上首次對外公開,就是故宮博物院開放的那一天。這正是“革命的果實”,民眾除了關心文物,應該是對於可以解禁進到皇帝的住所更感興趣吧!故宮雖然成立,但當時的中國呈現軍閥群雄割據的狀態,北京政府的行政能力有限。政府的預算一直下不來,那志良的薪資每月只有十五元,雖說本來還能維持生活,但是遲發薪水是家常便飯。那志良剛開始負責圖書,後來負責古物。只有周一休假,周二到周六整理文物,周日對外開放時,就負責展館的整理。
  文物和他的命運被九一八事變改變
  國民政府在1928年完成北伐,故宮博物院的運作也步入軌道。那志良負責“玉器”,他鑽研玉器,留下許多專論著作。1931年,中國發生九一八事變。日本人以南滿鐵路被炸為藉口鎮壓滿洲,那志良曾寫過一段話:“只拿到我國的東北地方,應該是不會滿足日本人的野心。萬一北京或天津發生戰爭,文物的安全令人擔憂。大家一致的意見就是,應該及早開始準備,離開危險的地方,搬到安全的地區。”
  在這之前的1931年1月,故宮理事陳垣把那志良找去。當時那志良的職位是一等辦事員。陳垣對他說:“國家滅亡可以再起,文物一旦失去了就永遠回不來。”並將疏散文物的準備工作交給他。最優先要辦理的事項就是將文物裝箱。因為文物從來沒有離開過紫禁城,故宮裡也沒有裝箱的專家。那志良這些毫無經驗的故宮職員一籌莫展,於是決定請教在外面古董商旗下工作的專家。當時在北京“琉璃廠”這一帶有多家古董商經營的店家,他們借助了這些人的幫助。剛開始,那志良等故宮人員都以為這隻是一般的搬家裝箱作業,但從專家那裡學到愈來愈多的做法以後,都覺得這項工作很不簡單。有一次那志良對專家說:“裝箱好像沒那麼難嘛。”專家們就請那志良嘗試自己把喝茶的茶碗包起來,再拿起那志良包好的茶碗猛摔,打開包裝一看,茶碗是破的。接下來專家們把自己包好的茶碗也相同地猛摔,卻毫髮無傷。原來專家的作業是有“絕活”的。
  那志良說,這項技法稱為“穩”、“準”、“緊”、“隔離”(每件文物都要隔開)。以最容易損壞的瓷器為例,一開始要將把手和壺嘴用繩狀的棉花纏繞,壺內也要塞緊棉花,整個捆成一個長方形。再用細繩綁緊,裹上棉花,用紙緊捆成包。裝箱時,木箱內用稻草把瓷器塞緊,每件瓷器要用棉花緊置隔開,封箱就可以運送。這是相當有難度的技術。不過後來故宮的職員個個都成為專家,因為往後的日子,文物在中國各地移動,那志良等人得不斷地重覆捆扎裝箱。
  裝箱的文物達一萬九千五百五十七箱。裡面不僅有故宮的東西,一起搬走的,還有放在古物陳列所、頤和園和“國子監”的文物。頤和園原本就是清朝皇帝的離宮,而國子監則是自元朝以來的圖書館。其中一萬三千四百九十一箱是故宮的文物,其餘六千零六十六箱則是來自古物陳列所、頤和園和國子監的東西。然而文物決定南運之後,引發了群眾的反對。“有文物才是北京,文物沒了,北京就失去了存在意義。”有人這麼認為。
  第一批運送隊的出發是在1933年1月31日決定的。當天雖然成功地把文物從故宮送到北京車站,但是車站的搬運工因為害怕被群眾襲擊而沒出現,不得已,半夜臨時決定停止搬運。又過了幾天,2月6日,第一批文物再次從北京出發。那志良即將遠赴南方,臨行前他的嬸嬸抓了一抔庭院的泥土給他說:“帶上故鄉的泥土,別把家人忘了。”
  搬運文物刻意選用日本製造的特別列車,優先於其他列車的發車時刻,在冬天的中國大陸從北京,南下鄭州、徐州,來到南京郊外靠近長江河岸的浦口,這一趟花了一天半的時間。然而搬運的同時,中國的情勢面臨重大的轉折。2月,日本拒絕國際聯盟做出的滿洲問題決議。幾乎是在同一時間,關東軍司令部對熱河發動攻擊,熱河後來也被劃入滿洲,成為它的一部分。第一批文物和運送隊伍就意外地被留在浦口。情勢緊迫,指揮系統混亂,當局一直沒選定文物的保管場所。那志良等故宮職員和文物不得已,就在火車上長期待命。後來當局決定古物和圖書送到上海,文獻放在南京保管。上海把當時在法租界的舊醫院大樓挪作保管場地,該大樓是七層建築,全部提供給故宮文物使用,文物依照種類寄存於不同的病房。第二批文物在3月14日從北京出發,接著3月28日第三批,4月19日第四批,5月15日第五批陸續運出。象徵中華民族生命的文物南運計劃悄悄完成,沒有遇到太大的麻煩。  (原標題:兩個故宮的離合(1)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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